VickyPeng

城市故事

TravelMan:

       我生活的高原上的小城极具特色,全城不到二十万人,就连这二十万人里也有大半是当地的驻军,五十多年前有一位将军,将一个铁锹深深插在柴达木盆地里的这片戈壁里,种下了这个城市的第一棵树,五十年后这座城市因为藏羚羊和昆仑玉而名声大噪。而我的父亲则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人,现在每每经过市里开发区,他都会指着路边两列整齐的白杨树,说这些都是他们一颗颗亲手种下的。而当他看到新闻里城市规划,又有哪一片林子被推平就会破口大骂,毕竟那里有着他们青春的记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跑青藏公路的卡车司机,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西藏也是一个敏感的地方,更不要说三十年前,他总是有很多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


       这座小城叫格尔木,用蒙古语来说是叫河流密集的地方,走上青藏线,有一个人的名字总是被人们不断提起,他是青藏公路的缔造者,他是格尔木的奠基人,他就是慕生忠将军。


       慕生忠1910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寇家塬镇慕家塬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受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影响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拉起了一支杀恶除奸的游击队。为此,反动派杀了他一家包括父母在内的四口人。慕生忠发誓报仇,于是化名艾拯民,亲手砍掉过不少反动恶霸的脑袋。刘志丹夸他大胆,因而不少人叫他“艾大胆”。后来他带领游击队曾东渡黄河,活动于晋西吕梁地区等20多个县,阎锡山曾贴出布告,悬赏1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慕生忠率领自己的队伍去吴起迎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以后他曾任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长、晋绥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


       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以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十八军从西南方向一面修路一面向西藏进军时,西北军区也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


       这是慕生忠第一次进藏。他们选择从西南方向,也就是从青海香日德向南,走到巴颜喀拉山下的黄河源。这条道路有丰富的水系,但到处都是烂泥滩,一脚下去就拔不出来。据慕生忠后来的回忆,第一次进藏他们第一天就损失了20多人,骡马损失了几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


       当年十一月底,这支部队终于到达拉萨,但慕生忠却没有多少喜悦,他们损失的不光是近四个月时间,还有许多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牲口。进藏后,范明担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慕生忠担任工委组织部长。他们协助中央代表张经武及张国华、谭冠三等,一起领导着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的党政工作。这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供应。两路进藏部队共约3万人,每天仅粮食就要消耗四、五万公斤。而中央对进藏部队有明确规定: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用牲口驮运的粮食连塞牙缝都不够。极度紧张的供应状况很快出现,最困难时,每人每天4两面都难以保证,而市场上1个银元只能买作为燃料的八斤牛粪,1斤银子只能买到一斤面!


       为了援救饥饿中的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从陕、甘、宁、青及内蒙等地征购的2.8万峰骆驼连同雇佣的牵骆驼的民工1000多人,集合在了运输总队的大本营香日德。


       为了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泽地,运输总队对这次进藏的路线重新作了选择。


       1953年5月的一个晚上,慕生忠听运量队员说,从香日德向西约600多里,有个名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旁边还有一条南北向小河。沿那河往南,就能沿雪山边缘,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黑河去拉萨。那天晚上,慕生忠一直在心里念叨着:“郭里峁”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一醒来,慕生忠就吩咐部下找来一张马步芳时期留下的地图,在上面找了又找,终于找到了“噶尔穆”三个字和一个小黑点。他心里想,“噶尔穆”会不会就是“郭里峁”?他叫人去问周围的牧民,回来的人兴奋的冲着他喊,“噶尔穆”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而且,那张地图上还标示出从香日德通往噶尔穆的一条公路,也就是说,马步芳以前在这里修过公路。


        这个发现使慕生忠极为兴奋,他立即命助手张震寰和赵建忠带了一个小分队,拉着几峰骆驼,去找这个叫“噶尔穆”的地方,小分队一路走走停停,见人就问:“这是不是噶尔穆?”一天傍晚,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见一片芦苇,许多黄羊和野马在追逐着。张振寰立即派人回去告诉慕生忠,但一点都不能肯定这就是“噶尔穆”。


        慕生忠领着大队赶到,大家聚拢在一起争论,这里到底是不是那个“噶尔穆”。慕生忠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就说来句:“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队员们醒来的时候,看到一块牌子插在帐篷旁边,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噶尔穆”。


       这个由6顶帐篷划定的“噶尔穆”,就是后来的进藏大本营——格尔木市的雏形。1953年10月,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站正式成立,驻站的十多名工作人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新的进藏路线选定后,运输队不用再走沼泽地,但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连绵雪原却给习惯于吃高草的骆驼带来极大的灾难。雪地无高草,自带的草料不几天就吃完了,身躯高大的骆驼不得不弯下脖子去啃地皮上的草根,很快,一个个瘦成了骨头架子,随即淌着伤心的泪滴倒在了路旁。他们驮运的粮食开始是加在其它骆驼身上,最后,骆驼越死越多,宝贵的粮食只好被抛弃在路边。


       再次进藏的艰难经历终于让慕生忠明白,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来保障西藏的供给,决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954年2月,正是北方最冷的季节,慕生忠穿着厚厚的皮大衣,带着被高原风雪磨砺的十分粗糙的皮肤,从青海来到北京,找到了交通部公路局。他向公路局局长自报家门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的要求,请交通部多少批些钱。


        局长一听吃了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慕生忠回答。


  “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还是……”


  “不,我代表我个人,我是从青海来的!”


       这可让局长犯了难,修青藏铁路,既不是国家安排的,也不是主管领导机关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工委组织部长兼运输总队政委自己来请求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大胆胆子也太大了,难道连这点组织程序都不懂?


       这时,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慕生忠立即登门看望,并把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给老首长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彭德怀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抬起手从敦煌一下子划到西藏南部,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临别前,彭德怀要慕生忠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


       几天后,周总理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拨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随后,彭德怀又安排兰州军区为慕生忠拨出了10名工兵、10辆十轮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等物资。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和战士出发了。筑路队伍在格尔木河畔、昆仑山口、楚玛尔河拉开战场,他们边修路边通车,只用了79天就打通了300公里公路,于1954年7月30日把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慕生忠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做出了继续向前修路的部署。随即,他又一次赶往北京,再次向彭德怀请示下一步工作。这一次,慕生忠满载而归,国家拨给了200万元经费,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


        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了风火山,向沱沱河延伸;10月20日,战胜唐古拉,向在海拔5300米的冰封雪岭修筑公路30公里;11月11日,公路修到了藏北重镇黑河。12月15日,慕生忠率领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跨越当雄草原,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市。慕生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


       7个月零4天的时间,25座被切断的雪山,1283公里的高原公路,创造了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12月25日,康藏、青藏两大公路的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结束后,慕生忠带上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回师格尔木。慕生忠在格尔木宣布,青藏公路已经修好,休假三个月。民工回家后不想来的,可以不来了。几个月过去了,回老家探亲的人们又回到了格尔木,这回已有人携妻带子。问他们为什么又回来,他们说:“自己养的娃儿还是自己亲,舍不得离开青藏公路和格尔木……”于是,望柳庄、十八间窑洞、格尔木农场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平地而起。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在如今的“兵城”格尔木,人们对很多关于慕生忠的故事仍然津津乐道。当年慕生忠从北京筹到30万元的修路款和物资后,兴冲冲的返回格尔木,准备带领运输队的驼工大干一场。可是在驼工中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青藏高原上根本不能劳动,一干重活就会死人。”于是队伍中有的人开始闹逃跑,人心惶惶,慕生忠将这些人召集到一起,说:“青藏高原的确太苦,你们一定要回家,我也不强留。我带着大家来运粮,粮运不过去,你们能走我却不能走。这样吧,大家临走之前,帮我开一天荒,往地里种点儿萝卜籽,我好留下来待命,自己养活自己,行不行啊?”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将近100名驼工来到荒滩上,挥起铁锹开荒。一天下来,开出来整整27亩荒地(后来被称为“27亩园”),所有的驼工都安然无恙。慕生忠又把这些人集合起来说:“谁说青藏高原上不能干重活?大家开了一天荒,这活也不轻嘛。修路就跟开荒差不多,有什么可怕的?”听了这话,再也没人说回家了。


       有一天,筑路的驼工们在施工的工地捉到一个小狗熊,大伙便嚷嚷着要把狗熊杀了吃肉。慕生忠看见狗熊长得十分可爱,便把它饲养起来。狗熊长大后一直被圈养在慕生忠锁住的将军楼一侧的门洞中,这里成了格尔木第一个动物园。在格尔木市文化馆,珍藏着一盘驼工们讲述筑路过程的录音磁带。据驼工们讲,慕生忠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还在医疗条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共同用缝衣针缝合脚后跟上裂口。青藏公路开通后的庆祝仪式上,刚刚从工地上下来的慕生忠没有来得及穿军装,而是穿着一件和驼工们一样的旧棉袄。


       慕生忠性格豪放,幽默乐观,即使在异常艰苦的筑路工地上,他也忘不了写下几首感怀的小诗。有一首《夜宿陶儿久》的诗这样写道:“头枕昆仑肩/脚踏怒江头/零下三十度/夜宿陶儿久/上盖冰雪被/下铺冻土层/熊罴是邻居/仰面看星斗”。


       慕生忠将军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在青藏公路经过的很多地方,当年都是没有名字的,于是,给这些地方起名字便成了慕生忠的“业余爱好”——望柳庄、雪水河、西大滩、不冻泉、五道梁、风火山、开心岭、沱沱河、万丈盐桥……这一个个如今在青藏线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地名,无一不寄托着慕生忠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1982年5月,慕生忠将军站在昆仑山口,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让青藏公路上隆隆的车声伴随着我长眠。”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逝世,享年84岁。




                                                                     贴个家乡的故事,算作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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